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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4月，容国团站在大阪赛场边，准备迎接自己的挑战。贺龙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低声嘱咐：“小容，好好打，别给祖国丢脸。”这一年，容国团25岁，他转身走向球台，手中的白球被高高抛起，准确无误地落在指定位置。经过六局的激烈较量，他成功将前世界冠军齐藤压制在板凳上。这一切并非偶然，而是他精心策划了三年的结果。
回顾容国团的成长历程，便无法绕过1937年那个动荡的岁月。五岁的容国团生活在香港北角的棚屋区，那时战火纷飞，炮声不断，吓得他哭成一团。母亲给了他一只木拍：“打球，别怕。”在警报声中，他们躲进昏暗的地下室，用破铁罐当作乒乓球，容国团在灯光下练习旋转球。那份坚韧与倔强，最终孕育了他标志性的“国团旋”——球刚过网就急速转弯，令对手无法应对。
抗战结束后，容国团回到香港继续学业。父亲的微薄薪水常常无法支付学费，午餐也只有半块面包。但他依然能站在街头空挥拍子，画出一个虚拟的球台。一旁的同学笑他疯魔，他只是淡然一笑。17岁时，容国团参加全港乒乓比赛，从预选赛一路连胜12场，最终夺得团体亚军。“那个左手男孩很怪。”日本名将火村一智郎在赛后点评。两年后，火村自己体会到“怪”的滋味——容国团以3比1战胜他，轻松击败这位世界高手。
1957年秋天，容国团登上返回祖国的客轮，窗外的风景模糊不清，但他心中已经定下三个明确的目标：入选国家队、三年内拿到世乒赛单打金牌、将中国队带到世界乒乓球巅峰。广东的教练看到他那封自荐信时，不禁哭笑不得——几乎所有新人都写下“为国争光”，唯独容国团写了个详细的时间表，并备注道：“迟一天算我输。”
为了实现目标，他的训练比时间表还要严格。别人每天训练两次，他每天四次，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让他的膝盖肿胀得如同馒头一般，风湿病也找上了他。郎平回忆：“国团的手心从未好过，老茧厚得像能当开瓶器。”在技术方面，他自创了“前顶式弧圈”，将传统的拉弧圈动作提前半拍，使得球一碰板便飞出，队友们模仿时差点扭伤了手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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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第25届世乒赛在北京和日本双城制举行，决赛日，工人体育馆内气氛异常紧张，广播里一遍遍传来“容国团进决赛”的消息。在赛场上，容国团只轻声说道：“不赢别回宿舍。”最终，他以3比1战胜匈牙利的西多，成为中国乒乓球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。当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响起，全场泪流满面，球迷的心中也充满了自豪。
然而，成就背后不仅是荣耀，还有责任。1963年，容国团兼任了男队教练。在当时，日本女队几乎统治了整个乒坛，连续六年夺得团体冠军。容国团深入研究了对手的录像，做了厚厚两大本笔记，记录下发球落点、步法频率和反手线路。1964年4月，容国团与庄则栋、李富荣组成“突击组”，经过三个月的集训，创造了历史性的四冠——男团、女团、混双和男单，亚洲媒体称之为“中国奇迹”。
但辉煌并未能避免国内的风暴。从1966年开始，容国团被贴上了“频繁出国”和“可疑接触外国人”的标签。某晚，警察闯入他家中，摔坏了墙上的奖杯，母亲捡起碎片却被训斥：“封资修纪念品。”当有人问容国团：“交代问题！”他答道：“我只会打球，没别的。”这一番诚实的话换来了日复一日的审查。
1968年4月14日，傅其芳因心情沉重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第二天清晨，容国团写下了两行字：“清白未雪，何以见师。”他撕掉了纸条，重新写下了十个字：“我的荣誉重于我的生命。”午后，他在广州东山湖边吊起了绳索，年轻的身体随着风轻轻摇晃。警察赶到时，他已经不再呼吸。树下，落满了黄花。
这个消息传到国家队时，整个集训场沉默无声。曾与他并肩训练的李富荣捶墙痛哭。工作人员在整理遗物时，发现了两样东西：一本磨破的《日文发球图解》，和一封未寄出的家书：“我一切安好，等我把女团练到冠军再回家吃鲍鱼。”字迹端正，毫无怨言。
1978年，国家体委为容国团举行了平反仪式。当主持人念到“他是中国首位世界冠军”时，全场掌声如雷。然而，再也没有那个爽朗的广东腔回应：“得咯，继续练！”他的墓碑上，简单的几字刻着：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，下方的钢制球拍早已被人抚摸得闪闪发亮。
如今，乒坛依旧由中国队主导，训练馆里依然贴着那十个字：“我的荣誉重于我的生命。”年轻队员常常疑惑：一句话真的有如此大的力量？老教练只是摆摆手：“去看容国团的纪录片，你就明白了。”倘若他还在，或许他依旧会站在球台旁，拍着新人的背，笑骂道：“打球嘛，骨头要硬，腰要软，脑子得转，你怕啥？”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